圖@Pixabay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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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學者和金融投資人單偉建今天管理380億美元的資本，誰也沒想到，數十年前，他也曾在文革的政治浪潮中看不到出路，但他在溫飽不繼中，在隨時出現的批鬥、監視、審查中，依然堅持讀書和聽外國電台，最後抓住機會，離開困苦。

從下鄉到苦寒的戈壁灘，成為替基層農民診治的「赤腳醫生」，到後來變成美國頂尖大學商學院教授，再到將企業起死回生的投資公司掌舵人，經歷傳奇，去年他推出英文版自傳，被英國《金融時報》評為2019年全球十大好書，今年以中文重寫成《走出戈壁——我的中美故事》，希望透過自己經歷告訴人，知識的力量是如此大。

單偉建每天都很忙，雖然因為疫情關係少了出差，一直留在香港的家中，但從起床到睡覺前，他也在處理公事，這次出新書，也是在香港先發布。原本打算找人翻譯，最後決定自己重寫一遍，讀者對象不同，寫法也有所改變，在中文版中，鋪陳中國歷史的細節更為仔細，展示個人小歷史和時代大歷史如何緊密連結。「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，在中國近代史中是很重要的，應該要記住。」

說到文革對他那一代人，對整個社會最大的傷害，是知識的斷層及對文化的破壞。「1966到1976年之間，幾乎所有學校都關閉，經濟活動都停止，很多知識分子、教授、教師，不是被迫害就是送到鄉下去，一代人沒有受教育，對國家也是很大的損失。」更重要的是消滅了對社會有用的人才。「一個國家的發展需要知識，很多方面的人才，文革是對人才很大的摧殘。」

雖然當時他年紀還小，但仍記得那些觸目驚心的畫面。「一群中學生活生生把老師和校長打死，那樣殘酷的場景終生難忘。」為何那個年代，社會對知識分子如此憎恨？他解釋，是因為當時的政治想法使然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透過消滅舊有知識權威，剷除上一代的知識份子，來進行思想改造。

「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，馬克思主義其中一個觀點就是階級鬥爭，就是資產階級、地主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，一旦成立了社會主義國家，就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，階級鬥爭就沒有了，大家都平等了，但是按照毛澤東的想法，舊的思想意識，就是資產階級思想意識，還在人的腦子裏，根深柢固地存在，主要是知識分子腦子裏。」

偷聽各地廣播

單偉建小學畢業後，文化大革命就開始，最初3年全中國陷入一片混亂，人們不斷互相批鬥，很多人都無事可做。隨後，大量知識青年被送到鄉下，小學畢業的他也在其中，被派到內蒙古戈壁灘區，去「屯墾戍邊」，就是在邊界地區開墾田野，同時保衞邊疆。這場大規模的非城鎮化運動中，大量失學的年輕人被迫遷居邊疆，把一代人都浪費掉。「在1969年，全中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，大概是1700萬左右，當時中國的城市人口大概是1.6億人，1700萬人是超過城市人口的10%。」

他仍記得，下鄉日子很難熬，他只有16歲，「經常饑寒交迫，冬天很冷，住的地方不能取暖，還要幹很重的活。」他們被要求開墾田地增加糧食生產，但當地根本土壤貧瘠，收成有限，規劃也很混亂，「我們雖然非常辛苦地工作，但是並不能生產出任何東西來，連自己都餵不飽，種子都收不回來。」

那段日子可說是他人生中最艱苦的日子。「少年不知愁，我們都是10幾歲的青年，沒有那麼深切感受，幹活辛苦，但之後也能一起打鬧找樂子。」很少人有意識要透過知識改變人生。「每天在地裏幹10多個小時農活，回來時筋疲力盡，只能躺在床上休息，或者只是打撲克下棋，很少人有動力去讀書。要咬緊牙關才能讀下去，只是我有強烈的好奇心。」

他總是想像，如果有一天有機會來了，自己卻沒有任何知識作準備，就難以抓緊，於是愈發勤力，「是蠻下意識在做這件事情」。

在那個時代，讀書需要偷偷摸摸。尤其是官方不斷宣傳「讀書無用」，「很多領導不喜歡看到你讀書，我為此受批評甚至批判，但我還是堅持下來。」他也曾被抓到過，驚險一輪後，仍無阻他要吸收知識的決心。

此外，他還透過收音機偷偷地聽其他地方如北京、美國、俄羅斯、英國、台灣傳來的廣播，「我們在內蒙邊疆，消息很封閉，報紙都是兩三個星期後才來，我對新聞有很強的好奇，因此也很常聽。（會不會有危險？）有一定的危險，聽敵台嘛，被抓到就很麻煩，但天高皇帝遠，即便知道了，也是睜一隻眼，閉一隻眼。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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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做「赤腳醫生」 

生活環境艱苦，很多人得病，但農村缺乏醫生和藥物，喜歡學習的他，被挑選出來接受基本簡單的醫學訓練，成為鄉村的「赤腳醫生」，但他其實很多問題都無法處理，甚至明知自己營養不良也無計可施，「很多人都得了慢性病，肌肉勞損、凍傷。嚴重的要調回城裏醫治，我們反而會覺得他們很幸運，可以離開。」因此大家千方百計想逃離，甚至裝病申請調回城裏，有些人裝病裝得很像，甚至能矇騙過多個醫生的反覆檢查，非常厲害。

後來文革結束，中國大學在七十年代中恢復運作，但他笑言「想上大學，難於上青天」。尤其是他曾與其他戰友上書毛澤東、周恩來，表示內蒙兵團的安排對知識青年是一個浪費，對當地的老百姓也是一個傷害，因為他們去到當地，要跟百姓搶水、資源和土地，雖然最後沒什麼結果，卻阻礙他得到求學的機會。但他不後悔做了這件事，「我們認為自己是正確的。雖然會擔心後果，但人歲數愈大愈保守，愈年輕愈不顧後果（笑）。」

他感嘆，自己的一代人很多後來都沒有得到讀書的機會，「整個中學學習都停滯了，再讀非常困難。」而他由於沒有荒廢學習，順利應付入學試，考進北京對外貿易學院，學習英語。1979年中美建交後，一些美國基金會到中國，邀請學生到當地大學觀摩學習，做一年訪問學者，他勤奮進修，抓住機會，成為首批改革開放後到美國訪問學習的學生。

原本他只是訪問學生，不能修讀學位，但他到處查問求助，很多人向他伸出援手，而他也異常用功，就算只是臨時學生，考試也名列前茅，可是要繼續留校進修學位，就要自行籌借學費，他的努力感動了大學教授，匿名資助，後來更介紹工作給他，讓他繼續完成多年學業。

說到這裏，他笑着解釋：「我小學後沒有修過一個正式的學位，因此有非常強烈的願望。我又是個鍥而不捨、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人，一定要把這個事情做到，如此而已，有的時候是謀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我只是盡量去努力，能不能成功，全在運氣，我的運氣還不錯。（笑）」

戈壁灘遇故友

博士畢業後他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教了6年書，在1993年移居香港，加入摩根大通銀行，有此轉折，他笑言並非有意為之。「我這生大部分做的事都不是自己選擇，往往是機會到來了，我去抓住而已。」

來港也只是碰巧有人提供不錯的聘請條件。「當時中國正開始經濟起飛，我對中國了解，對市場經濟也很了解，我覺得可以抓住當中的機會。」

1998年他轉到美國新橋投資公司，擔任執行合夥人，帶領團隊收購並改造韓國第一銀行，隨後又入主深圳發展銀行進行改革，將兩個機構起死回生，轉虧為盈，成為其他學者研究的經典案例。

他認為，這些案例的成功，很大程度是歸功於經驗。如今他擔任投資公司太盟投資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，也是透過收購企業的控制權，改善經營，增加價值來賺錢。

事業有成時，他仍深深記得過去艱苦的日子，有次重返戈壁灘，竟能重遇昔日戰友「二喜」和「二狗」，當初共同經歷勞苦歲月，今天彼此生活差別很遠，他們仍在艱苦環境中，繼續種地放牧，「二狗」因坐過牢留下案底，就算取得學歷仍找不到工作，最後妻女都住在城裏，只有他一個人仍在荒涼的風景中，努力謀生。他感嘆，大家的人生軌跡已完全不同。

「我們當時很多人葬送了青春，甚至葬送了一生，是很遺憾的事。我是少數，是幸存者。不只因為我活下來，也是我沒有放棄讀書，沒有完全虛度那10年的光陰，還能繼續學習接受正規教育，很多人就此荒廢學業，不是他們的責任，是當時制度沒給他們提供機會。這事非常遺憾，也是為什麼文革不能再發生。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