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英文自傳成全球十大好書 經濟學者單偉建中文重寫文革經歷

2020-07-16 作者:《信報財經新聞》2020年7月14日《訪談錄》- 張綺霞 流覽607次

圖@Pixabay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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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學者和金融投資人單偉建今天管理380億美元的資本,誰也沒想到,數十年前,他也曾在文革的政治浪潮中看不到出路,但他在溫飽不繼中,在隨時出現的批鬥、監視、審查中,依然堅持讀書和聽外國電台,最後抓住機會,離開困苦。

從下鄉到苦寒的戈壁灘,成為替基層農民診治的「赤腳醫生」,到後來變成美國頂尖大學商學院教授,再到將企業起死回生的投資公司掌舵人,經歷傳奇,去年他推出英文版自傳,被英國《金融時報》評為2019年全球十大好書,今年以中文重寫成《走出戈壁——我的中美故事》,希望透過自己經歷告訴人,知識的力量是如此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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單偉建每天都很忙,雖然因為疫情關係少了出差,一直留在香港的家中,但從起床到睡覺前,他也在處理公事,這次出新書,也是在香港先發布。原本打算找人翻譯,最後決定自己重寫一遍,讀者對象不同,寫法也有所改變,在中文版中,鋪陳中國歷史的細節更為仔細,展示個人小歷史和時代大歷史如何緊密連結。「我們這一代人的經歷,在中國近代史中是很重要的,應該要記住。」

說到文革對他那一代人,對整個社會最大的傷害,是知識的斷層及對文化的破壞。「1966到1976年之間,幾乎所有學校都關閉,經濟活動都停止,很多知識分子、教授、教師,不是被迫害就是送到鄉下去,一代人沒有受教育,對國家也是很大的損失。」更重要的是消滅了對社會有用的人才。「一個國家的發展需要知識,很多方面的人才,文革是對人才很大的摧殘。」

雖然當時他年紀還小,但仍記得那些觸目驚心的畫面。「一群中學生活生生把老師和校長打死,那樣殘酷的場景終生難忘。」為何那個年代,社會對知識分子如此憎恨?他解釋,是因為當時的政治想法使然,文化大革命就是要透過消滅舊有知識權威,剷除上一代的知識份子,來進行思想改造。

「共產黨以馬克思主義作為指導思想,馬克思主義其中一個觀點就是階級鬥爭,就是資產階級、地主階級和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,一旦成立了社會主義國家,就是無產階級取得政權之後,階級鬥爭就沒有了,大家都平等了,但是按照毛澤東的想法,舊的思想意識,就是資產階級思想意識,還在人的腦子裏,根深柢固地存在,主要是知識分子腦子裏。」


偷聽各地廣播


單偉建小學畢業後,文化大革命就開始,最初3年全中國陷入一片混亂,人們不斷互相批鬥,很多人都無事可做。隨後,大量知識青年被送到鄉下,小學畢業的他也在其中,被派到內蒙古戈壁灘區,去「屯墾戍邊」,就是在邊界地區開墾田野,同時保衞邊疆。這場大規模的非城鎮化運動中,大量失學的年輕人被迫遷居邊疆,把一代人都浪費掉。「在1969年,全中國上山下鄉的知識青年,大概是1700萬左右,當時中國的城市人口大概是1.6億人,1700萬人是超過城市人口的10%。」

他仍記得,下鄉日子很難熬,他只有16歲,「經常饑寒交迫,冬天很冷,住的地方不能取暖,還要幹很重的活。」他們被要求開墾田地增加糧食生產,但當地根本土壤貧瘠,收成有限,規劃也很混亂,「我們雖然非常辛苦地工作,但是並不能生產出任何東西來,連自己都餵不飽,種子都收不回來。」

那段日子可說是他人生中最艱苦的日子。「少年不知愁,我們都是10幾歲的青年,沒有那麼深切感受,幹活辛苦,但之後也能一起打鬧找樂子。」很少人有意識要透過知識改變人生。「每天在地裏幹10多個小時農活,回來時筋疲力盡,只能躺在床上休息,或者只是打撲克下棋,很少人有動力去讀書。要咬緊牙關才能讀下去,只是我有強烈的好奇心。」

他總是想像,如果有一天有機會來了,自己卻沒有任何知識作準備,就難以抓緊,於是愈發勤力,「是蠻下意識在做這件事情」。

在那個時代,讀書需要偷偷摸摸。尤其是官方不斷宣傳「讀書無用」,「很多領導不喜歡看到你讀書,我為此受批評甚至批判,但我還是堅持下來。」他也曾被抓到過,驚險一輪後,仍無阻他要吸收知識的決心。

此外,他還透過收音機偷偷地聽其他地方如北京、美國、俄羅斯、英國、台灣傳來的廣播,「我們在內蒙邊疆,消息很封閉,報紙都是兩三個星期後才來,我對新聞有很強的好奇,因此也很常聽。(會不會有危險?)有一定的危險,聽敵台嘛,被抓到就很麻煩,但天高皇帝遠,即便知道了,也是睜一隻眼,閉一隻眼。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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曾做「赤腳醫生」 


生活環境艱苦,很多人得病,但農村缺乏醫生和藥物,喜歡學習的他,被挑選出來接受基本簡單的醫學訓練,成為鄉村的「赤腳醫生」,但他其實很多問題都無法處理,甚至明知自己營養不良也無計可施,「很多人都得了慢性病,肌肉勞損、凍傷。嚴重的要調回城裏醫治,我們反而會覺得他們很幸運,可以離開。」因此大家千方百計想逃離,甚至裝病申請調回城裏,有些人裝病裝得很像,甚至能矇騙過多個醫生的反覆檢查,非常厲害。

後來文革結束,中國大學在七十年代中恢復運作,但他笑言「想上大學,難於上青天」。尤其是他曾與其他戰友上書毛澤東、周恩來,表示內蒙兵團的安排對知識青年是一個浪費,對當地的老百姓也是一個傷害,因為他們去到當地,要跟百姓搶水、資源和土地,雖然最後沒什麼結果,卻阻礙他得到求學的機會。但他不後悔做了這件事,「我們認為自己是正確的。雖然會擔心後果,但人歲數愈大愈保守,愈年輕愈不顧後果(笑)。」

他感嘆,自己的一代人很多後來都沒有得到讀書的機會,「整個中學學習都停滯了,再讀非常困難。」而他由於沒有荒廢學習,順利應付入學試,考進北京對外貿易學院,學習英語。1979年中美建交後,一些美國基金會到中國,邀請學生到當地大學觀摩學習,做一年訪問學者,他勤奮進修,抓住機會,成為首批改革開放後到美國訪問學習的學生。

原本他只是訪問學生,不能修讀學位,但他到處查問求助,很多人向他伸出援手,而他也異常用功,就算只是臨時學生,考試也名列前茅,可是要繼續留校進修學位,就要自行籌借學費,他的努力感動了大學教授,匿名資助,後來更介紹工作給他,讓他繼續完成多年學業。

說到這裏,他笑着解釋:「我小學後沒有修過一個正式的學位,因此有非常強烈的願望。我又是個鍥而不捨、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人,一定要把這個事情做到,如此而已,有的時候是謀事在人,成事在天。我只是盡量去努力,能不能成功,全在運氣,我的運氣還不錯。(笑)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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戈壁灘遇故友


博士畢業後他在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沃頓商學院教了6年書,在1993年移居香港,加入摩根大通銀行,有此轉折,他笑言並非有意為之。「我這生大部分做的事都不是自己選擇,往往是機會到來了,我去抓住而已。」

來港也只是碰巧有人提供不錯的聘請條件。「當時中國正開始經濟起飛,我對中國了解,對市場經濟也很了解,我覺得可以抓住當中的機會。」

1998年他轉到美國新橋投資公司,擔任執行合夥人,帶領團隊收購並改造韓國第一銀行,隨後又入主深圳發展銀行進行改革,將兩個機構起死回生,轉虧為盈,成為其他學者研究的經典案例。

他認為,這些案例的成功,很大程度是歸功於經驗。如今他擔任投資公司太盟投資集團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,也是透過收購企業的控制權,改善經營,增加價值來賺錢。

事業有成時,他仍深深記得過去艱苦的日子,有次重返戈壁灘,竟能重遇昔日戰友「二喜」和「二狗」,當初共同經歷勞苦歲月,今天彼此生活差別很遠,他們仍在艱苦環境中,繼續種地放牧,「二狗」因坐過牢留下案底,就算取得學歷仍找不到工作,最後妻女都住在城裏,只有他一個人仍在荒涼的風景中,努力謀生。他感嘆,大家的人生軌跡已完全不同。

「我們當時很多人葬送了青春,甚至葬送了一生,是很遺憾的事。我是少數,是幸存者。不只因為我活下來,也是我沒有放棄讀書,沒有完全虛度那10年的光陰,還能繼續學習接受正規教育,很多人就此荒廢學業,不是他們的責任,是當時制度沒給他們提供機會。這事非常遺憾,也是為什麼文革不能再發生。」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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